戈壁滩上的“刺绣”

戈壁滩上的“希望”

作者:简默

  九月远行,到新疆,参加山东援兵团干部管理组“齐鲁文化兵团行”活动,追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源头,重温兵团精神,到团场、下连队、进社区、入学校、访园区,了解山东援兵团成果,邂逅一位哈萨克族刺绣非遗传承人,由她和她父亲两代人的人生足迹,揭示兵团基层70年发展的一角,以及普通兵团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追求……

  黔南山区荔波县城,我是一个懵懂小孩儿。在我的周围,我的小姨和她的同伴们,正沉迷于刺绣。她们两个一对,三五一群,面对面地坐在榕树下,在葡萄架下。借着白亮的天光,她们一只手抓着绷子,上面绷紧着一块白色的确良布,另一只手持着银白的绣花针,神情专注地在布上一针一针绣着。  竹子制的圆形绷子束缚住了的确良布的手脚,让它动弹不得。若干年后,成年的我才恍然意识到,被绷子束缚的布恰是一座圆形花园,是小姨她们在里面种上了绿叶葱茏、鸟语花香,她们都是辛勤的园丁。  她们还持钩针扯着各种色彩的线,钩出一件件作品。这些作品大小各异,图案繁多,有的花纹镂空,无不一针一线地出自她们的巧手。那些日子,它们像长了翅膀,飞到几百里以外的沙包堡镇,落在我家的枕头间和茶盘上,让我家的烟火生活一刹那变得活色生香,生机勃勃。  她们都是左手抓绷子,右手持绣花针。唯独郑阿姨和她们不一样,她是我们俗称的“左撇子”,用左手刺绣,右手抓绷子。这也让她的思维和行为看上去与她们有点儿不同。她正绣着一只鸳鸯,我的三舅恰好从她们身边急匆匆地走过,那样子像是要赴一个重要之约,她瞧见了,停下手中的针,痴痴地盯着三舅的背影出神,有人轻轻地推了她一把,笑嘻嘻地说:“别看了,早不见了。咦,去哪儿了?”顿了顿,探出手指点了点绣了一半的鸳鸯,恍然大悟似的说:“原来飞到了这儿。”她被人一眼洞穿了心事,一下子羞得满面通红,仿佛兜头盖了一条红彤彤的纱巾,她放下手中的针线,跳起来作势要去扯那人的嘴巴,那人敏捷地躲开了,还不忘边扮着鬼脸边打趣着她,逗得大家一阵哄笑,空气中盛开着芬芳而放肆的快乐。  尽管包括我小姨在内的大家都努力撮合郑阿姨和我三舅成就良缘,但他俩终究有缘无分,就像郑阿姨针线下那幅绣了一半的《鸳鸯戏水图》。她也是一只凄苦的鸳鸯,形单影只,一直未嫁,我胡乱猜测也许与她的这段感情经历有关。  不知为什么,一说到刺绣,我眼前首先浮现出胖乎乎、笑眯眯的郑阿姨,她和我的小姨在榕树下促膝刺绣,是我有关刺绣记忆的源头。

  这儿是“天鹅之乡”,也是哈萨克民俗风情园。天鹅本是哈萨克族民俗风情中最有活力、最具动感的意象之一。性喜游牧的哈萨克族牧民在野外遇见天鹅,喜欢上了纯洁、温驯和忠诚的它,将它引入自己的日常生活,模仿它创造了白天鹅舞,舞蹈中他们的手臂自由舒展,动作热烈奔放,仿佛是天鹅在拍击双翅,湛蓝如天空的湖水荡开一圈一圈涟漪,灌为一张一张唱片……  刺绣工厂建在了戈壁滩上,出门眼前仍是戈壁滩的本来样子。车间内是清一色的女工,我们一群男人的加入让车间一瞬间阴阳平衡了。一件件成品或半成品图案铺在缝纫机下,工厂采取订单模式,先接订单,后组织生产。年轻的导游自然而然地说到了一个人,她叫她毛线阿姨,她说车间生产的很多哈萨克族风格的图案都是毛线阿姨设计的,又说她常年自制羊毛鞋垫送给武警战士,战士们都亲热地唤她毛妈妈。名字藏匿着一个人的人生密码。我首先好奇的是这个名字,什么样的人才会叫毛线?作为名字的毛线,听上去有点儿滑稽搞笑,它的主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当中又藏匿着她怎样的人生密码?  我提出要采访毛线,有人告诉我,她去乌鲁木齐市里医院照顾住院的母亲了。

  两天后,通过接待我们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文体广旅局,我终于联系上了毛线本人。  一口不太流利的普通话,提醒着我毛线的哈萨克族身份。六旬毛线读小学时接受的是哈萨克语教育,一句普通话都不懂,她记得当时牧场的汉族领导转场后住在她家,他们之间说普通话,她一脸茫然,光有听的份儿。直至她离开牧场来到乌鲁木齐附近开饭馆,语言成为她与客人交流的最大障碍,饭馆也因此起步艰难,她开始学说普通话,伴随着自己普通话表达水平的提高,饭馆生意也越来越兴隆。  此刻,毛线在乌鲁木齐的妹妹家,与妹妹一起照顾刚出院的母亲。雨下紧了,哗啦哗啦的,我去她妹妹住的小区接她回“天鹅之乡”,打算在她家中采访她。上车后我问起她的名字,原来她不是“毛线”,而是“毛仙”。说着,她掏出身份证递给我,上面是她的哈萨克族名字:乌木提汗·克尔曼,她说:“这是我的名字,不太好记,你就叫我‘毛仙’吧。”“毛仙”是她的乳名,离开牧场后接触的人多了起来,她总爱用“毛仙”介绍自己。我好奇地问她“乌木提汗”是什么意思?她答是“希望”。  乌木提汗·克尔曼说起“天鹅之乡”的前世今生,这儿最初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过去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八连屯垦于此,后成立一〇四团畜牧连,开发建设了哈萨克民俗风情园,对外又叫“天鹅之乡”。走进乌木提汗·克尔曼家的院子,迎面是硕大的白色圆顶哈萨克族牧民毡房,毡房内铺着和挂着各种刺绣装饰品,它们精美雍容的图案,连环对称的纹饰,绚烂富丽的色彩,美好深远的寓意,洋溢着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无不出自乌木提汗·克尔曼的巧手。走进这座毡房,就像走进了一座刺绣展览馆,举目四望,都是琳琅满目的刺绣作品。而一个哈萨克族婴儿一呱呱落地在毡房内,就被环绕呵护在四面如鲜花般盛开的刺绣花园中,这也是他睁开眼睛看见的全部世界。乌木提汗·克尔曼却不无惋惜地说:“现在的毡房都是用铁管焊的架子,过去是木头搭的架子,还是过去的好呀。”她怕我不明白,将我带到馕坑边,三捆至今色彩尚鲜艳的木棒亲密依偎,被竖立在那儿,它们一端弯曲,另一端有点儿尖,说实话,我想象不出它们怎么用。  乌木提汗·克尔曼通过转场来感知四季变化。当时其父亲在兵团一〇四团牧二场黑家沟牧场放牧。父亲手把手教会了她活儿,她从10岁开始看冬窝子草场,20岁招工进黑家沟牧场放牧,50岁成为一〇四团的退休牧工。游牧是哈萨克族牧民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技能。在乌木提汗·克尔曼幼小的记忆中,他们一年四季要经历四次转场,最惊心动魄的是冬季转场,遇到暴风雪是家常便饭,动不动大雪就封了山,凛冽的北风裹挟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像老鹰凶狠地扑啄着他们仅露出的两只眼睛,他们的身上,又冷又疼,他们压抑不住想哭的冲动。转场途中,由于辨不清方向,有牧民掉队了,也有牲畜跌落山崖,甚至有人丢了性命。乌木提汗·克尔曼说:“这种生活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看不到希望,从你出生那天,一直到你离开人世,每一天都一模一样。”这一刻,我竟然觉得她是生活中的哲学家。  乌木提汗·克尔曼和牧场许多孩子一样,小学没毕业就辍学放牧。学校在牧二场场部,距离她家60多公里,开始她在学校当老师的亲戚家借宿了一年,读到二年级,有一天,父亲骑马来到学校接她,说:“你跟我回家吧,家里那么多的活儿,我一个人顾不过来。”她乖乖地跟着父亲回了家。15天后她干完活儿,对父亲说:“我要去上学。”父亲骑上马将她送回学校,20天后又将她接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她断断续续勉强读完了三年级,彻底回家放牧了。至此,她命运的走向就像眼前追随着季节青了黄黄了青的草一样,似乎显而易见。但她偏偏有一颗倔强而不服输的心,她要冲破世代不变的生活,到外面看一看世界的精彩。20世纪90年代初,她离开牧场,随丈夫在乌鲁木齐郊区开饭馆。2008年,一〇四团实施牧民定居工程,成立畜牧连,修建牧民定居房,引导牧民告别游牧生活,从山区牧场来此定居,养殖奶牛、开办“牧家乐”、发展设施农业。2011年,乌木提汗·克尔曼一家搬到畜牧连定居,创办了自己的“牧家乐”,生意红红火火。  “羊的身上有十二种骨头,每种骨头的意义都不同。”这是乌木提汗·克尔曼熟悉的一句哈萨克族谚语。此时,生活稳定、收入丰厚的她重拾对刺绣的热爱,她要用心擦亮这种“骨头”在生活中的意义。

  “骏马和歌是哈萨克人的翅膀,刺绣是哈萨克人心中放飞的理想。”这句哈萨克族谚语道出了刺绣关乎心灵,是匠心和巧手开出的花朵,与哈萨克族同胞的生活习性密不可分。  乌木提汗·克尔曼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幼时干过的一件糗事。那时她哥哥有一件涤卡布外套,平时舍不得穿,仅在上学时才穿。夏日的草原上怒放着羊角花,她很想画一朵,但没有布,就将这件外套找出来,剪下后背后偷偷地藏在了羊圈里;没有笔,她就从篝火中捡了根柴火当笔,在布上认真地画了几个角,最后连成一朵羊角花。看着这朵稚拙的花,她激动异常,迫切想将它绣到布上,可她没有线,也没有绷子和钩针。她从母亲的头巾上抽了几根线,又瞄上了姐姐的钩针,那是一柄用汤匙打制的钩针,还有姐姐的正方形绷子,平素姐姐将它们看得很金贵,悄悄地藏了起来,不让她摸一下,甚至看都不让她看。她按捺住扑扑狂跳的心,趁姐姐上山放羊之机,迫不及待地翻出来姐姐的钩针和绷子,将自己画的布绷在了绷子上,穿针引线,躲到羊圈里,胡乱戳了几针,从未接触过的钩针像是故意欺生,淘气地净往她手指上扎,她的手指被扎破了,沁出了血。她一遍一遍地绣了拆,拆了绣,绣了再拆,也一次一次地被扎中,流了血,几根手指头上针眼密密麻麻,血肉模糊。终于,她能够娴熟地在那块布上绣出了一朵羊角花的轮廓,这是她绣的第一个图案,线用尽了,钩针也拔不下来了,但她兴奋得像被点着的炮仗,在羊圈里举着绷子又蹦又跳。偌大的羊圈空空荡荡,就她一个人,更大的天空看见了她的快乐,一朵雪一样白的云变幻成羊角花的形状,恰好停在了她头顶……她藏好绷子,像小鹿一样跑回了家。  父亲偶然在羊圈里发现了她藏的绷子,真相大白在了阳光下。这下像捅了马蜂窝,哥哥看着自己被绣上羊角花轮廓的“后背”,当即抹着眼泪哭喊着让她赔;姐姐愤怒地“声讨”着她,一把将绷子抢在手中,紧紧地抱在怀里。她既害怕又委屈,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父亲制止住他们,说:“你们谁都不要指责她,她要想学什么她一定能学会,她有希望!”她想到父亲给她起的名字,几个孩子中他将“希望”留给了她,她立即止住了哭。  她问父亲:“我没上完学,也没什么技术,以后可怎么办?”  父亲笑了,反问她:“你还知道以后的事情?”  她鼓足勇气,说:“我想学刺绣。”  父亲盯着她,充满爱怜地说:“我一直将你当个男孩子一样看待,你怎么也像她们一样喜欢学刺绣?”  说归说,父亲见她是真的喜欢,骑马带她到商店买了一米红色平布和一些棉线,又到铁匠铺找铁匠打了一柄钩针。她高兴得要飞起来了,给父亲保养马,为全家人做饭,什么活儿都抢着干。  说着她起身拿出一小包珍藏的工具,它们中有普通的缝被子针(也当绣花针用),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钩针,买的仅有一柄,剩下的都是自己打制的。她解释道:“买的不如自己打的好用。”其中最短的一柄,手持处看上去乌黑,积累着岁月和汗水的包浆,就是40多年前父亲找铁匠为她打的那一柄,渐渐地越用越短,却越用越得心应手,还有两柄是一把镊子一分为二打成的。她拿过那枚缝被子针,穿上草绿色的细毛线,在那幅绣好的地毯上面随手绣了一片叶子,她说这叫压线绣;又让与我同去的子怡双手绷紧茶几布的一角,她一只手在布下过线,另一只手持钩针在上面纵横钩织,她的动作飞快,散发着美感,钩针像个精灵闪转腾挪,一针一线,一挑一抹,一扯一拉,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只见地板上的毛线团迅速地经过她的手,布上的手仿佛鸡啄米似的钩着织着,我眼花缭乱,神思恍惚起来。  客厅内寂静如石,仅听得见她钩织扯出的嗤啦嗤啦声,听上去响亮如雷,我猛地觉得此刻的时光与我儿时的某段时光贴面重合到了一起,仿佛在我面前坐着刺绣的是郑阿姨和我的小姨她们。  她停下针,一个像糖葫芦一样的图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眼前,她说这是钩针绣。我竟然鬼使神差地问她能拆掉吗?她微微一笑,也不说话,轻轻一扯,那两三颗“糖葫芦”一眨眼又还原成了她手中的一段毛线,我又恍惚了,想起了儿时的“翻花绳”游戏。  我知道,虽然眼前的情景仿佛从未发生过,但它的的确确地在我眼皮底下发生了,包括那些很快愈合看不出痕迹的针眼。

  父亲在乌木提汗·克尔曼学刺绣上给予了她宝贵理解和支持,可以说,如果没有她父亲的理解和支持,她肯定不会将刺绣当作自己一生的精神追求。  身为哈萨克族牧民的女儿,曾经朝夕相处的草原给予了乌木提汗·克尔曼的刺绣创作以无尽的灵感源泉和想象空间。她熟练掌握的刺绣技艺除了已经向我展示的压线绣和钩针绣手法外,还有毛线绣、勾边绣、合缝绣、拉线绣、多针绣、十字绣、单绣、双绣、捻绣等手法,凭借着哈萨克族传统手工刺绣的精湛技艺,她成为兵团哈萨克族刺绣非遗传承人。  乌木提汗·克尔曼在毡房中出生,睁开亮晶晶的小眼睛,看见的是四壁和床上精致逼真的刺绣装饰品,它们有的出自她的奶奶和姥姥之手,有的是其他哈萨克族妇女的巧手绣的。哈萨克族同胞沿袭的风俗是结婚时要提前准备式样和图案都丰富多彩的手工刺绣装饰品,否则便会让人觉得不重视。这些刺绣装饰品从毡房过渡到平房和楼房,见证了哈萨克族同胞的历史沿革和生活变迁,是一个哈萨克族同胞最初的审美教育和情感寄托。  乌木提汗·克尔曼说,过去哈萨克族同胞生于草原,长于草原,一年四季都在与牛、羊、马和骆驼等牲畜打交道,它们都是他们的亲密伙伴和衣食来源。为适应逐草游牧迁徙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山区草原潮湿寒冷的自然环境,哈萨克族同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结实耐用、防潮御寒的毛毡制品,这给了哈萨克族女性发现美和表现美的空间与心意。她们自幼通过家传和口传心授的方式学习刺绣技艺,及至成人,她们的技艺日臻成熟。传统的哈萨克族手工刺绣是用盐和奶混合调汁,在黑、红、紫三种颜色的绒布或白色棉布衬底上,勾勒出草木花卉、飞禽走兽、抽象纹饰和刺绣者本人的独特想象,然后用自己剪羊毛捻线和染色加工的五彩毛线,沿草图或钩或挑或刺或缝绣制而成。这些刺绣装饰品是真正的艺术品,覆盖了哈萨克族同胞的衣食住行,有服装、鞋靴、挂毯、手巾、箱套、帷帐、窗帘、门帘、被面、被罩、枕套、帽子,甚至搭在马背上的装饰挂件,等等,每一样都少不了刺绣。而在哈萨克族刺绣中,花毡最有代表性,也应用最广泛,素有“千针万线绣花毡”的说法。这样说是因为花毡绣制工艺复杂,图案繁复,耗时长,劳动量大。在乌木提汗·克尔曼家,我欣赏了一幅她绣制的挂毯,它大约有两平方米左右,构思精巧,色彩艳丽,穿插以各种传统图案,瞧上去高雅大气、美不胜收,仅此挂毯她一个人绣制了一年才完成。  在乌木提汗·克尔曼的手中,什么都可以画,也什么都可以绣。她最喜欢绣羊角花,这种花有着羊角一样弯曲对称的弧线美,在哈萨克族历史悠久的阿肯阿依特斯中,就经常边弹冬不拉边即兴以羊角花起兴吟唱,深情的弹唱绊住了流浪者的脚步。她以前只绣羊角花,现在会绣的花卉多达50余种,它们都自由烂漫地摇曳在茫茫草原上。她喜欢又深又亮的色彩搭配,在她的刺绣作品中,蓝天、绿树、草原、河流、鲜花、羊群与毡房共生共存,生机盎然,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画卷。

  来到畜牧连定居和创办“牧家乐”的乌木提汗·克尔曼,在畜牧连的支持下,设立了刺绣基地。她是刺绣基地的负责人,年轻人亲热地叫她毛仙阿姨,与她年龄相近的则叫她毛仙大姐。她代表一〇四团畜牧连远赴上海,接收了一家企业捐赠的20余台缝纫机,在基地一楼进行培训和加工,二楼进行展示和销售。她的本意是吸引定居点的各族妇女来此学习刺绣技艺,让她们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从而将哈萨克族传统刺绣技艺传承下去,做有温度的刺绣。  畜牧连内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回族、汉族五个民族,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居民是哈萨克族。乌木提汗·克尔曼带了60名徒弟,这当中汉族、维吾尔族和回族徒弟占了23名,其余都是哈萨克族徒弟,近的就在畜牧连内,远的自石河子、阿勒泰、昌吉等地慕名而来,论年龄小者二三十岁,大者四五十岁。她一律无偿倾囊相授,那些远道而来的学习者在她家里免费吃住,最短一两天,最长一周时间。有人建议她对她们适当收点钱,她却说:“我没这个习惯,她们来学习就行了,我喜欢她们学习刺绣文化。”她们绣制的产品销售到了全国各地,在传承哈萨克族传统刺绣文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居家灵活就业。  乌木提汗·克尔曼一直有着深深的军人情结。她出生于军人家庭,其父亲是新疆首批参军的少数民族军人。幼时父亲给她讲自己当兵时生活很艰苦,吃不饱是常事,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涝坝水,穿的是草鞋,一到冬天双脚便被冻肿、溃烂,失去知觉。哈萨克族有手工缝制羊毛鞋垫的传统,作为牧民,父亲对羊毛和羊毛毡有着特殊感情,他渴望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羊毛鞋垫,天天垫在脚板下,但他直到复员也没垫上羊毛鞋垫。自己家的经济状况渐渐地好转后,她萌生了为武警战士送羊毛鞋垫的念头,此时距她父亲去世已经17年。她说:“新疆的冬天非常寒冷,战士们大都从内地入伍,不太适应,而执勤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没有保暖的鞋垫怎么行,我要给他们做最好的羊毛鞋垫,保护好他们的双脚。”  想到便做,一年之中,6月和9月是羊毛最好的时候。自己家不养羊了,她就到别的牧民家买羊毛,自己动手剪下最好的羊毛,拿回家后先洗干净,再经过十一道工序,拍、拉、洒、晒、卷、滚、擀、绣等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每一个动作就是一道工序,直至松散的羊毛凝聚成了毡子,此时撒上花椒粉,这样可以防脚汗和脚臭;最后,同时几个人各自用胳膊肘擀毡子,几个小时后,一大张结实柔软的毡子便加工好了。她将徒弟们叫到一起,大家一齐动手,不停地画码样,手持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下鞋垫,铺展的四五张毡子在一张一张地减少,身边的鞋垫在一双一双地增加,一天下来,大家持剪刀的手虎口疼痛,有的人被磨出了血泡,破了,鲜血淋漓……她和大家第一次做了260双羊毛鞋垫,在元旦那天送到了武警兵团总队某部营区。自此,她一送就是12年,有时选择在元旦,有时在春节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她累计为战士们送羊毛鞋垫超过3000双,价值两万余元。当然,一道道工序,一针一线刺绣和缝制,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此行动本身体现的是乌木提汗·克尔曼从自己父亲开始,对战士们朴素深厚的感情,也是她12年始终如一的不懈坚持。她也想通过送鞋垫,让战士们了解哈萨克族文化,与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生活越变越好的幸福和喜悦。每一次她和大家到营区送鞋垫,都带着自己炸的包尔萨克等食品和糖果,她与年轻战士逐个拥抱,像母亲一样嘘寒问暖,眼睛情不自禁地潮湿了,战士也像在遥远的异乡遇见母亲一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战士们为大家准备了节目,最后总是以大家与战士们热闹地跳起哈萨克族白天鹅舞,恋恋不舍地告别而收尾。每一年都有老兵复员和新兵入伍,走进营区都会迎面遇到许多新面孔,但永远不变的是发自内心地叫一声“毛妈妈”,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忘不了自己的“毛妈妈”,一直与她保持着密切联系。她受到了感染,说:“我这一辈子活到多少岁,就要送到多少岁。”这像是承诺,又不仅仅是承诺……  我离开乌木提汗·克尔曼家六天后,她一直缠绵病榻的母亲去世了。我打电话向她致哀,劝她节哀顺变,保重身体。她声音低沉地说:“我没事儿,只要手中的针线飞舞起来,我就能从悲伤中走出来,内心也变得平静了,希望永远在前方等我!”  从父亲一句“她有希望”,到她说“希望永远在前方等我”,“希望”一路陪伴着她,鼓舞着她,支持着她,她就像戈壁滩上的一株红柳,随风播撒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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